叶挺将军的最后岁月
叶挺将军晚年
王凡
叶挺
叶正明，作为叶挺将军在生命的暮年阶段陪伴最久、年纪亦最长之子，内心深处藏匿着对父亲无数的话语，长久以来未曾启齿。某次在新四军军史的研究会上，与会者热议新四军的编纂历史，这番讨论深深触动了他，促使他毅然决然地表示，愿意分享自己心中对父亲的敬仰与回忆。
数日之后，我们拜访了他的居所。显而易见，他已做好了周详的筹备，搜集出了家中珍藏的诸多资料。在夫人的陪伴下，尽管身体多病，他却兴致勃勃地交谈，直至午后。随后，我们再次深入探讨了他父亲的生平，展开了一场长谈。遗憾的是，文章刚一完成，他因病突然离世，而这篇文章节选的，正是他对父亲的最后一次追忆。
01
自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叶挺将军不幸被非法拘禁，随后他被辗转押送至上饶、桂林、重庆及恩施等地，始终身处严密的监禁之中。至1943年的五月至六月间，驻扎在湖北宜昌的日军调动了六个师团的兵力，发起了对鄂西的猛烈进攻，直接威胁到了国民党第六战区的安全防线。面对这一严峻形势，第六战区司令陈诚指挥14个军奋力抵抗，历经一个多月的激战，最终迫使日军在遭受重大损失后不得不撤出战场。
鉴于政治考量，国民党一方将其誉为“鄂西大捷”，并大肆宣扬。蒋介石对于鄂西的胜利感到喜悦，他提出要组建慰问团前往前线进行慰劳，同时邀请各报纸的记者随团采访并报道，以增添氛围。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也收到了相应的邀请。
周恩来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右）、副军长项英（左）并肩而立。
得知此消息后，周恩来亲自决定派遣《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前往鄂西战区进行采访。在出发前夕，周恩来对曾与叶挺有过一面之缘的陆诒进行了布置：你此行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目前，叶挺正被安置在恩施，由第六战区司令陈诚负责看管。你应携带我的亲笔信，单独拜会陈诚，向他提出请求，希望能单独探望叶挺。我相信他不会拒绝。
阅读完周恩来的来信后，陈诚随即安排了陆诒与叶挺的会面。自此，叶挺的子女们跟随叶挺的连襟麦畅生一家，从澳门迁至广西桂林。叶挺本人也随后请求陈诚代为向委员长陈情，以期获得批准，与夫人李秀文一同从恩施迁往桂林。
叶正明表示，这一切均出自周总理的精心布置。在此之前，母亲的重庆探监之行，以及与父亲在恩施的团聚，亦是周总理亲自筹划安排。
陈诚将叶挺渴望赴桂林与家人团圆的愿望上报给蒋介石。然而，蒋介石鉴于叶挺曾参与“福建事变”，多次高举反蒋旗帜，且与粤军有着深厚渊源的李济深正于桂林执行公务，担忧叶挺与李济深走得太近对自己不利，因此拒绝了他前往桂林的请求，而是同意他将居住地迁移至柳州，并由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负责继续关照。
深谙世事之道的张发奎并不乐意叶挺踏入他的势力范围，他视此为陈诚将一个棘手的难题推给了他，因此对叶挺的态度冷淡。面对叶挺提出前往桂林的请求，张发奎并未设置障碍，便放他离去。就这样，叶挺重返桂林，与阔别四年之久的亲人及子女们重逢。
在《我的爸爸叶挺将军》一文中，叶正明描绘了久别重逢的感人场景：“自上次相见已过去四年有余，重逢时，父亲的面容已大不如前，原本丰腴的脸庞变得清瘦，那曾经乌黑的发丝也悄悄染上了几缕银白。这一切，究竟是谁在无情地侵蚀着我敬爱的父亲？我们心中充满了憎恨。”
李秀文，叶挺夫人。
02
初抵桂林之际，叶挺及其夫人，连同岳母、连襟以及子女，共十六位亲属，皆暂居于李济深所安排的简朴旅馆中。外界纷纷传言叶挺已重获自由，此乃因蒋介石赋予他“第四战区高级参谋”的虚衔，实则借此作为继续软禁他的掩护。
“我们始终沐浴在‘关照’之中”，叶正明感慨道，“旅馆的隔壁便有特务潜伏，而前方的街头小铺亦藏有他们的身影。每当父亲外出上街，那自是不言而喻，特务们必定会紧随其后。即便是像我这样十三四岁的孩童，上学途中亦难逃他们的‘陪伴’，直至我被‘护送’至学校门口，他们方才罢休。”
“高参”的薪酬虽不菲，然而战时物资匮乏，物价节节攀升，再加上一大家子人的吃穿用度，经济状况顿时显得捉襟见肘。为了缩减开支，叶挺在朋友的帮助下，于七星岩周边寻得一处租金不低的住所，每月需缴纳二石二斗的租金。
随着寒风渐起，母亲的腹部日渐膨胀，直至八月中旬，家中迎来了第九位成员——一位小弟弟的诞生。物价的飙升与新生命的到来，使得父亲的肩头承担了更重的负担，生活的重压几乎将我们逼至绝境。然而，更令人焦心的是特务的侵扰，他们如同成群结队的狡猾狐狸，总是怀疑我们有所“异动”，如同幽灵般严密地跟踪监视着我们。
叶正明向我们分享了几则颇具趣味的故事：原来，某些特务竟将叶挺误认作了他的连襟麦畅生。为了贴补家计，麦畅生不时走上街头，摆摊出售家中闲置物品，却总是遭遇特务的骚扰与麻烦。
曾有一次，征兵人员突袭至叶挺宅邸，他们未识眼前这位衣着简朴者乃蒋介石亲自委派的高级顾问，竟粗暴地宣称：“你得去参军。”叶挺听闻此言，不禁轻笑一声，反问：“你们难道不认识我吗？”征兵人员似乎回忆起什么，立刻换上笑脸，连连道歉：“不，不，我确实不知道，还请海涵。”说罢，急匆匆地离去。
随后，叶挺一家再次迁移，落户于地处偏远的观音山脚下的一个防空地带。新居背后矗立着一座不大不小的石山，而前方则是一片宽敞的空地。“让我们来开垦吧”，孩子们在课余之余，除了学业，便拿着锄头，日复一日地在屋前的荒地上辛勤劳作。父亲尤为投入……不久后，他兴冲冲地从集市上买回了十几只羊。自那以后，放学回家后，我们又多了一项任务——牧羊。然而，特务们如同尾巴般紧随其后。在距离叶挺家五六丈远的地方，一家小店铺里藏匿着四个特务，而隔壁则住着一个。那名隔壁的特务常常手握一根拐杖，跟随孩子们上山牧羊。他时常以山中有蛇为由恐吓我们，告诫我们不要随意上山，若上山，务必让他同行，因为他自称擅长捉蛇。而小店铺里的那四个特务，则专在叶家出入街市时进行监视。
在桂林，尽管仍处软禁之中，叶挺仍能与李济深、何香凝等旧友，以及柳亚子、千家驹等社会名流互访；周恩来亦能通过地下渠道与他取得联系；一些新四军的老战友也悄然来访。这些与恩施的拘禁相比，无疑是天壤之别，使得叶挺那长期紧锁的眉头得以稍稍舒展。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半年后，蒋介石得知叶挺在桂林与各界广泛交往的消息，心中顿生不安。
叶正明回忆道：“那是一个寒冷的1943年12月25日，我和兄弟姐妹们放学后一同踏入家门，却意外地发现父亲的房门紧闭。外婆的脸庞笼罩着深深的忧愁，她告诉我们：‘你父亲被人绑走了，你母亲正在四处打探消息。’我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他们将被送往何处？”来者回应：“具体地点不详，系上级指令。但需携带简易行囊，搭乘飞机前往。我们将在下午6点再次来此接他们。”
03
12月26日夜晚，我和四弟、五妹三人踏上了离家的路。这份父亲精心列出的名单，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近两年间，得以始终陪伴在他身边。27日的中午，我们乘坐火车前往衡阳，直到深夜11点才抵达目的地。下车后，我们在一个宪兵特务队中重逢了父亲。仅仅相隔一天一夜，却仿佛经历了十年之久，父亲的面容显得格外苍老，额头上的皱纹也如同雨后泥地中的蚯蚓一般清晰可见……在衡阳逗留了三天后，我们便乘坐木炭车前往宝庆。抵达宝庆后的第一个夜晚，那位负责押送我们的营副要求我陪他同睡，我深知他此举不过是出于防止我们逃脱的考虑。那一晚，电灯整夜亮着，房内还驻守着一名持枪宪兵，我们就这样在严密看守中度过了18个夜晚，最终抵达了目的地——恩施。
于恩施之地，叶正明方得知父亲曾于桂林遭遇诈骗并被拘押的详细始末。
大约在12月25日的上午十时，居住在邻近的特务踏入叶家，向叶挺透露：“贵家的羊群中有一只被人盗走。”叶挺未料到这其中暗藏陷阱，于是匆匆披上一件外衣，随同特务穿过后门，向山上行去。
“郭副长官（即国民党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有请叶高参前往恩施小憩。”
叶挺勃然大怒，质问道：“怎么不直接来我家邀请？难道你们是强盗？难道你们不是国民党的吗？”“是的。”一名特务回答。叶挺接着斥责：“三民主义难道是教你们做强盗的吗？你们难道连三民主义都不懂吗？”“我们不懂。”另一名特务毫不畏惧地回应。叶挺愤然抬起手，给了那名特务一记响亮的耳光，说道：“不懂三民主义，根本不配自称国民党。”特务却淡然地说：“打我无妨，这只是上级的指令而已。”
这群人迅速簇拥着叶挺穿越山峦，转而沿着另一条路径下山。在山脚下，一辆庞大的卡车早已静候多时。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叶挺扶上卡车，随后车辆驶向宪兵第五团的团部。正是在此处，叶挺挥笔写下了一封邀请叶正明等三位孩子随他同行的信件。信函完成后，那些人便将叶挺押解，乘坐卡车先行前往衡阳。
“父亲与母亲都渴望有个女儿，然而连番生育皆是男儿，直至第五胎，终得一位千金，姨妈称其为‘扬眉’，五妹因此得名。我们家第六个孩子也是女儿，她出生时眉目清晰，便取名为‘剑眉’。父亲尤为偏爱扬眉，时常让她陪伴左右，或许能在父亲身陷囹圄的忧愁之中，带来些许慰藉。”
04
回想起与父亲共度他晚年时光的点点滴滴，叶正明的思绪犹如细丝般绵延不断。他提及，曾与父亲一同抵达恩施，起初在招待所中逗留了一个月有余。在那期间，每晚都有宪兵守候在房门之外。经过一个月的时光，他们搬至城郊的朱家河，那里正是叶挺将军昔日被软禁的居所，也成为了他们前往桂林的必经之地。
“我们的住所坐落在城郊的一座小山丘旁，邻里间是些朴实的农民与几位小公务员。家中设有两名勤务兵，实则他们是以此身份为掩护的特务。我们饲养着一二十只白兔，数量后来增至五十余只，还有十几只鸡鸭。屋前约十丈远处流淌着一条浅浅的小溪，屋后则是一片荒芜的山丘。为了补贴家用，父亲与我们三个孩子曾开垦了一二亩荒地种植蔬菜。清晨，我们或是漫步于田野，或是前往城中采购食材（父亲进城时，总有特务暗中尾随）。午餐时分，有时我们亲自下厨，因那些‘勤务兵’要么偷懒游玩，要么去执行汇报任务。午后，我们带着零食，前往距离家约二三里地的南门河畔嬉戏。晚餐后，父亲会向我们讲述他在军中的往事以及解放区的点点滴滴。通过他的讲述，我们了解到八路军、新四军为何能以劣质装备战胜装备精良的敌人，我们明白了解放区为何能不断壮大，而国民党的势力却日渐萎缩，以及为何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是自愿加入的，而国民党的部队却需动用武力征召。”
安置好家中一切后，父亲与叶正明，以及弟弟和妹妹共同为母亲撰写了一封家书。自那以后，他们每周都会执笔，向远在桂林的母亲寄去一封信件，详述各自的近况，并倾诉对母亲的深切思念。
叶挺、家人
数日之后，孩子们陆续返回了学校。叶正明被安排至一所被誉为湖北地区最顶尖的中学就读，然而，他的内心感受却大相径庭。“我踏入校园的第一天，便有人称呼我为‘小共产党’……自那日起，我便始终未能真正适应。”
与父亲共度的时光相较，叶正明觉得学校所传授的知识显得单调而乏味。他时常将父亲所述及的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的往事分享给同学们。然而，某日，一名校工手持一张纸条找上了叶正明，邀请他前往校长处。他立刻心生猜测，想必是有人举报了他的行为。
校长室中，校长手持一份同学举报的文件，向我投来。他嘴角挂着不怀好意的笑，将报告扔在我面前，语气淡然地说：“看看吧。”我预感到这不会是好消息，于是问道：“校长，您打算如何处置我？”他带着一丝嘲讽的微笑回应：“回家好好想想，若能悔改，明天就写份悔过书给我。否则——”他的声音停顿，那轻轻的“哼”字让我明白，后果可能是留级或被开除。学期结束，我果然收到了留级的通知。我内心感到一种莫名的荣耀，因为为了坚持我的信念，我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尽管这代价微不足道。
“拒绝撰写‘悔过书’是正确的选择，一个人自幼便应培养出骨气，勇敢面对恶势力。”
叶挺深知，他的子女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学校与社会中，因他坚定的信仰与人生抉择而遭受不公与委屈。然而，在这些问题上，他绝无妥协与改变的余地。因此，他的孩子们或许将持续面临种种困扰与冷遇。为了给予孩子们温暖与慰藉，每当他们放学归来，叶挺便想方设法为他们准备美食，带他们前往书店，或是到郊外享受野游与游泳的乐趣，让他们在父爱的呵护与大自然的怀抱中感受到温馨。
05
自投身中国共产党以来，叶挺将军便身陷军旅，日夜奔波于战火之中。然而，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络之后，他既要为生计操劳，又要不懈地与反对蒋介石的各方势力保持联系。因此，孩子们所能看到的，往往是父亲忙碌的身影，而无法像其他家庭的孩子那样，长时间地与父亲相伴。
尽管在恩施的软禁生活中，叶挺的自在受到了极大的约束，但他却有意无意地给予身边的孩子更多的家庭温馨和欢乐，这使得叶正明对父亲的形象和内涵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领会。他时常能聆听父亲讲述过往的故事，随着对许多事理逐渐明了，他向父亲提出了诸多问题。而身处软禁之地的叶挺，对于孩子的疑问，则耐心一一作答。
“自你们三兄妹被接至父亲身边，共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然而，你们并非仅在与父亲重获自由之际才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束缚，那么，你们究竟是如何成功逃离他们的监控的呢？”我们继续追问。
大约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四天，我于学校收到了返回父亲身边的命令。8月28日，父亲便带着我们一同踏上了前往重庆的旅程。途中，我们受到了一位国民党军队副官及数名全副武装的特务的护送，他们甚至携带了一挺轻机枪。9月14日夜晚，我们乘坐的船只停靠在了重庆的一个码头。实际上，在离开恩施之前，父亲便萌生了让我们摆脱监禁生活的想法。他给每个孩子都悄悄塞了一些钱，并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此次抵达重庆时，夜幕已深，特务们不便继续押送，于是便安排我们在码头附近的一家小旅店暂住。父亲觉得时机已到，便悄声对我们指示：你们只需按照我的眼神行事，离开此地前往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寻找周恩来伯伯。若有人拦住你们询问去向，你们只需说去姨妈家玩耍。他话音刚落，又迅速写下纸条，塞入我们身上。
翌日清晨，晨光熹微，却未见他们启程的迹象。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那些特务们竟神秘地消失了。叶正明事后推测，他们或许正忙于向上级汇报，或是外出觅食。孩子们察觉到父亲频频向他们递送眼色，便迅速一同离开了旅店。
叶正明兄妹刚乘坐上那辆黄色的三轮车，便注意到几名特务正朝旅馆方向走来。特务们一看到叶正明兄妹，便从远处大声询问：“你们这是要去哪里？”他们一边回答说是去拜访姨妈，一边催促车夫加速前行，并承诺给予额外的车费作为奖励。
黄包车夫疾驰而去，几名特务紧随其后。然而，他们追逐数步后，忽然停下脚步，转身朝旅店奔去。叶正明推测，他们或许是察觉到叶挺并未混入孩童之中，担心叶挺施展了调虎离山之计。他们意识到，孩子失踪固然令人担忧，但若叶挺就此消失，后果将不堪设想。
正是父亲吸引了特务的注意，我们才得以顺利地摆脱了囚禁之苦。在我们兄弟姐妹中，唯有妹妹曾造访过曾家岩的50号，有幸见过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她的引领下，我们最终找到了那座故居。然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后，我们方得以在此与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见。这或许是因为那时正值毛主席莅临重庆进行谈判，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异常繁忙与紧张。
周恩来对叶扬眉同样情有独钟，听闻她是凭借模糊的记忆寻找到此地的，便对她聪慧过人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赞扬。
周恩来在与孩子们团聚之际，对曾家岩的工作人员未能及时上报情况表示了责备，倘若当时立刻行动，或许能促成叶挺的提前获释。即便如此，他仍旧想出了若干营救叶挺的策略。例如，他打算让与叶挺同住的儿子中年纪最长的叶正明撰写一篇文章，记录他们父子在恩施的监禁经历及随后的押送至重庆的经过。
“文章目前不宜公开发表，具体的发表时间将由中央政治局进行研讨决定。”这篇于1945年11月2日完成的文稿，直至1946年2月方才在《新华日报》上与读者见面。
文章甫一问世，叶正明、叶华明两兄弟便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航班。为确保他们兄弟的安全，周恩来巧妙地以叶剑英之子名义申请了飞行。在出发之际，周恩来发现这对叶家兄弟属“福”字辈，且昔日读书时，他们所用之名无不包含“福”字，叶正明名为叶福麟，叶华明则唤作叶福恒。于是，周恩来亲自为他们更名为“正明”、“华明”。
06
在中共的不懈努力下，叶挺将军于1946年3月4日重获自由。周恩来同志特地从延安赶来，将叶挺最为疼爱的女儿叶扬眉接至重庆，让她得以第一时间见证父亲重获自由的喜悦。
1946年4月8日，依照既定计划，叶挺将军及其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叶扬眉，以及尚未正式取名的小儿阿九，将与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和秦邦宪，以及从巴黎国际职工代表大会归来、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邓发同志，一同乘坐美军提供的47型运输机，前往延安。
当日，延安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以及秦邦宪、邓发的家属，齐聚延安机场，期待迎接。叶正明及其弟叶华明，亦在朱老总的安排下，乘坐专车抵达机场，期盼着父亲和母亲的归来。然而，直至黄昏时分，他们仍未见到飞机与父亲、母亲的身影。
两天后，噩耗终于被确认，叶挺等人乘坐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蒙难，整个延安都被一种黯然的气氛所笼罩。
叶正明是在4月12日得知这一消息的，那天他和弟弟华明乘车来到朱总司令的家里。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报纸上父母遇难的消息。“我们很悲伤地哭了，但是尽哭又有什么用呢？康（克清）妈妈对我们说：‘不要哭了，人死了是不能哭活的，你们只能用心读书来继承你们父母的遗志……’”
第二天，他们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以父辈的温厚和慈爱，对突然失去父母的两兄弟备加抚慰。他对两兄弟说以后可以到他的家来，“我们的家，也就是你们的家。
延安军民为“四八”烈士举行悼念活动
4月15日，延安各界人士2000余人，参加了中共中央召集的追悼活动。活动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朱德致悼词，刘少奇也讲了话。叶正明兄弟在悼念的人群中，悲戚的泪水流个不停。
心中充满着凄怆的叶正明，又写了一篇悼念父母的文章——《给死了的父亲母亲》，文章于1946年4月18日由延安的新华社播发。……“1962年的一个礼拜天，周恩来总理把我们叶家在北京的三个孩子都找去，到西花厅吃饭。那时我们都成家了，所以都带着家属。席间拉拉杂杂谈了许多话，突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关于你们的父亲，由于你们那时年纪小，所以根本不了解。我想等你们几个兄弟都能集中起来的时候，我来给你们讲讲你们的父亲……’那天周总理开了个头就刹住了，我们很想听他给我们讲讲父亲的事，但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不都在北京，一直也没有集中在一起。再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便永远地失去了机会。这是最令我惋惜和遗憾的一件事。”
来源：传记与传奇
我所认识的叶挺
沈 醉
本文作者：沈醉
我一直受到戴笠的指示，企图能从生活上使他（叶挺）多提要求，而逐步使他改变态度，转到蒋介石方面来。
1941年1月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指使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皖南地区纠集七个师的兵力，围攻英勇抗日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被捕后，解送到当时第三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江西上饶，囚禁了很长时期。
这之后，蒋介石命令顾祝同将叶挺将军解往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实际上是交由军统局去看管。当时军统局桂林办事处主任杨继荣，公开职务是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民众情报处处长。
叶将军解到桂林，即由杨继荣派办事处警卫组特务将叶囚禁在桂林七星岩附近一个山洞内，内部看守由军统特务负责，外部另派一个排的宪兵担任警戒。
叶挺
1943年春，蒋介石又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将叶将军解往重庆。我当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我有个兄弟叫沈默，任军统桂林办事处行动组组长兼民众情报处的警卫组组长，是负责看守叶将军的人。有一天，我接到他从桂林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他第二天将乘班机解送叶将军到重庆，要我去接他们。
我当即与军统司法处处长沈维翰联系，他告诉我，早已通知军统特务团（又叫特务总队）团长杨清植做好了准备，希望我和杨一同去机场照料。
第二天上午，我和杨清植到了重庆珊瑚坝机场。当其他所有乘客都下了飞机后，我才看到沈默陪着一个头发胡子很长的人最后走下来，手上提了一盏植物油灯。这种油灯是用几根竹子做成架子，上面安放一个铁制的碟子，灌上植物油，加上灯芯，便可点燃。
当沈默向我和杨清植介绍这便是叶将军时，我们先向他行了军礼，他客气地点了点头。我说了一句：“军长辛苦了！”他毫无表情地回答：“没有什么。”
走出机场时，他仰头看望了一下，便自言自语地说：“啊！到了重庆。”
我很好奇地问他：“军长为什么拿着这么一个油灯？”
他微笑着把灯举得高高的，说：“我这两年一直和它做伴，我准备把它带在身边作一个永久的纪念品。”
杨清植专门为叶将军准备了一乘轿子，轿门和窗子都用布蒙好，因为由珊瑚坝飞机场到公路上，要爬几百级石阶梯，恐怕被人识出来。叶将军看了那乘轿子，很不高兴，不想乘坐，但杨清植坚持请他坐进去，最后，叶将军才勉强答应了。
我们紧紧跟着，还有20多名便衣警卫以及军统掌握的重庆航空检查所十多名担任航检的特务，分散在前前后后。
杨清植生怕出问题，担心会有人劫走，所以把轿子一直抬到汽车旁边。下轿后，我和沈默、杨清植三人陪叶将军乘一辆汽车，前后都有一辆警卫汽车，一直把叶将军送到林森路望龙门第二十二号军统特务团团长的住宅安置下来。这所房子离特务团在望龙门两湖会馆的团部很近，一向是团长的住宅，这次是临时腾出来给叶将军用的。
在回去的途中，我埋怨沈默为什么不给叶将军理理发，弄成这个样子，多惹人注目。
他便告诉我一些叶将军被俘后的情况和在桂林的生活。他说，叶将军自被俘后，便一直拒绝理发、修面，坚决表示他是在前线抗日的军官，没有什么错处，为什么要逮捕和囚禁他？因此他不理发、不修面，表示自己不获自由决不妥协，什么人去劝都不行。叶将军在桂林弄了一头奶羊，每天亲自去放牧或割草喂它，自己挤羊奶吃。这次原想把羊一起带走，因坐飞机不便才没有带。叶将军每到黄昏，因规定不能出山洞，便只好在油灯下看书报，写日记。他平时对看守他的小特务态度很和蔼，从不要求做规定以外的任何事情；但是一些大官去见他时，越是官大，他的态度越显得坚毅、严肃，总是抗议为什么囚禁他？
戴笠
我回军统局，见到戴笠，便把叶将军已解到重庆，以及他在桂林的情况向戴作了报告。
戴指示我，在生活方面可以好好照料一下，并再三告诉我，一定要使叶将军理理发，因为蒋介石可能要见叶。
隔不多久，有天戴笠告诉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要去看叶将军，要我先去准备一下，特别是给叶将军理好头发，换一套好点的衣服，房间也要弄整洁一点。
我立即带着理发师和副官等去见叶将军。我先和他谈了一些生活起居方面的问题，他表示没有什么要求。最后我兜了一个大圈子，说重庆的天气如何闷热得难受，许多人头上长虱子等一类话，劝他把头发稍许剪短一点。
不料话刚出口，他便看出我去的用意，马上睁大着眼睛，很严肃地对我表示，不获无条件释放，他是不会剪去头发的，天气再热也能忍受，叫我不要替他担心。
在叶将军的讲话里，我印象最深、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我决不会为了见我所不愿见的任何人而修剪须发。”他连衣服也不肯换。我碰了钉子只好回去向戴笠复命。
戴说，这个人的个性一向倔强，他爱怎样就由他去，以后慢慢地来，不要太性急了。
陈诚
大约过了两三天，陈诚便去看叶将军，戴笠特别叮嘱杨清植要多加注意，因为陈的态度傲慢，叶将军个性倔强，怕出问题。杨清植便带着几个警卫伏在窗子外边。他们两人过去认识，见面后，谈了一些闲话之后，陈诚便提出想请叶将军暂时屈就一下去担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征求叶同意。
叶将军当即断然拒绝，并坚决表示，除了恢复新四军由他去继续担任军长，同时惩办围攻新四军的负责人外，其他任何工作都不会去做。他还一再责问陈诚，为什么要袭击正在对日寇作战的新四军？他抗日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把他逮捕囚禁起来？他还一再指出国民党这种做法只是对敌人有利，对国家和民族不利。
陈诚被问得无话可说，最后只表示希望叶考虑一下，以后再谈。陈诚进去时趾高气昂，出去时便垂头丧气，什么话也再没有说便匆匆地走了。
又隔了一个时期，陈诚再次去看叶将军，仍然没有结果。据说，叶将军的态度更为强硬，又弄得陈诚狼狈不堪地匆匆走了。
自从叶将军断然拒绝陈诚提出请他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戴笠便奉蒋介石的命令取消了对他的优待，而把他从望龙门二十二号移送到中美所内白公馆囚禁。叶将军便在这所坐落在重庆磁器口小歌乐山北麓，四川军阀白驹修建的香山别墅西边楼上正房内囚禁了一年多。
以后，因中美所的美蒋特务看中了这所房子，戴笠便把囚禁在白公馆的其他犯人移禁到中美所最西端的渣滓洞看守所，将叶将军一个人移到中美所东南角洪炉厂附近半山坡上离囚禁廖承志先生不远的另一座小平房内囚禁。
不久，陈诚把叶将军接到湖北恩施去，仍企图说服他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叶将军住了一个时期，还是不同意。陈诚看到没有办法能动摇叶将军坚强的意志，只好又把他送回给戴笠囚禁。直到1946年春天释放时为止，一直再没有换过地方。当时戴笠把这个地区划为中美所内的“禁地”，专为囚禁高级政治犯用，警卫特别森严，一般军统特务分子都不能从这里经过，更不准接近这些一排三五小间的独立平房。
叶将军被军统囚禁期间，我去看过他三四次。每次问到他生活上缺少什么时，他总是表示不需要什么。他生活很有规律，每日很早起身，先洗冷水澡，再做一会儿体操，早餐后便看书报。他对国民党的报纸很厌恶，每拿起看一下便丢在一边。但因他一直是单独囚禁，没有人和他谈话，又没有其他可看，所以往往过一会儿把丢在地上的报纸又拾起来再看下去。
当时白公馆的看守所长侯子川，是一个很凶残的家伙，动辄对犯人打骂，但他对叶将军却不敢随便，有时他去见叶将军，叶将军还劝告他不要对人太过分。
叶将军移禁白公馆不久，戴笠有次去附近看中美所房屋建筑工程，顺便去看看他。当时我和总务处的一个管工程的科长侯桢祥一同陪着去。看守所长侯子川马上叫人进去通知。
我们进去时，叶将军还是穿着短裤汗衫，盘腿坐在地板上，挥着一柄大葵扇在纳凉。平日我去看他，他还有说有笑，而那次戴笠去看他时，却爱理不理。侯子川怕他不知道戴，便告诉他：“戴先生来看军长。”
叶仍坐着不动，只回答一声：“我早知道了，你不是已派人告诉过我？”
戴笠向他打招呼，他把嘴呶一下：“请坐。”
戴一看这样，知道没什么好谈，也只问了他一下生活情况，他仍表示不需要什么。戴笠一看他这样冷淡，心里老大的不高兴，连坐都没有坐，站了一会便走了。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毛主席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廖承志、叶挺等人的问题。我又特地去看过一次叶将军。
叶挺
当时，我有着一种非常好奇的心理，想知道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在被释放后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因为军统监狱中也常常囚禁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军统大特务，他们在释放出去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先与家里的人见面，如何去吃一顿多年来想吃而吃不到的东西，或先去照一张相片等，以补偿被囚禁期间的损失。而我那次问到叶将军时，却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听了我的话以后，毫不思索便以肯定的口吻回答我说：“我将来出去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
他的这个答复，的确使我感到惊异！我过去一直没有想到他被囚后已是一个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我当时也根本不懂得什么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以及为了实现伟大理想，做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而自愿牺牲一切。我当时很想进一步问个明白，但看到叶将军说完这句话之后，昂起头凝视着窗外久久一言不发，我怕碰钉子，便赶忙辞出，并言不由衷地回答几声：“那很好，那很好。”
其实，我一直受到戴笠的指示，企图能从生活上使他多提要求，而逐步使他改变态度，转到蒋介石方面来。所以当我听了他那坚定明确的表示之后，感到非常失望，并把这一情况报告戴笠。他听了不作一声，很久之后才说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这些地方。”
以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了毛主席的要求，用叶挺将军交换马法五。
戴笠于1946年3月4日派军统第二处副处长叶翔之送叶挺将军到林森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同时派我送廖承志先生到国民参政会交邵力子先生。
叶挺将军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把那盏从桂林带到重庆的小油灯从墙上取下来，提在手上，准备出狱。这时，叶挺将军的头发已长得披到肩上，胡子也已到了胸前。当他上汽车前和我告别时，他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以愉快的神情抚着长发和胡子对我说：
“过去你几次劝我剪掉它，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要把它们自动剪下来，但是我还是要把它们好好保存起来。”